在公园，职工流动速度很慢，大多数人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植保班里年纪最小的沈峰27岁，2017年入职，他对这里的感觉是“更像上学而不是上班”，同事们“很佛系”“没什么心机”。他也曾想过再考个“更好点”的公务员，但待着待着就“不想动了”。

14年过去，王爽能体会到防治病虫害的理念也在逐渐变化。之前对益虫和害虫的比例要求严格，农药的毒性高、针对性差，所到之处虫尸遍野。现在则更重视生物防护，通过引入瓢虫、肿腿蜂控制蚜虫、天牛等害虫的数量。

虽然都是绕着园子遛弯，细心的人还是能辨别出这些虫情测报员和游客的不同：这些人的脚步更匆忙，时不时突然盯住一片叶子、绕着一棵树来回转悠。即使是走过雕梁画栋的长廊、状若长虹卧波的十七孔桥，他们的眼睛都很少会偏离树木。

作业车不能上万寿山，职工们要推着机器和100多米的管子上山，把管子插进山上的药池、举着管子往树上喷。为了能承受水压，管子里面缠着密密麻麻的钢丝，一根八九十斤重。刚来的职工掌握不好方法，要用清水练个把月，才能装药。

因此夜班职工不怕吃苦，都是大嗓门、直脾气，但从不斤斤计较，“这活儿你要是计较干不下去”。

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对植保班来说，电脑的存在远没有双腿重要，经验仍是最好的参考书。白班的核心工作是虫情预报，他们要成为园子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，泡在园子里，在不停地行走和观察中发现虫害、及时记录。

王爽心里着急。自己虽然是博士，又是植物保护专业，但“又内行又外行”，原来只跟农作物打交道，学的方向也是病害而非虫害，对园林植物和虫子一窍不通，刚来的时候连玉兰也不认识。她一上岗就要跟夜班防控作业的职工交接，经常描述半天说不清楚树在哪儿、虫子是什么。

植保班的职工们都认为，干这行，要会跟植物对话，读懂树的语言。有的树衰弱的预兆是不再开花，有的衰弱前则会疯狂开花。

在颐和园，王爽开始适应把科学素养翻译成生产上的指标，“这里追求速度大于精度。”相比于具体的统计数据，他们更常用加号的多少代表虫情的紧急程度，以游客的舒适度和接受程度为主进行综合评判。三个加号就是三天内要解决，四个加号则代表当天尽快解决。不到成灾的程度，都会允许害虫的存在。

树皮上木屑很可能是天牛的排粪，地上星星点点的粘液则是蚜虫的分泌物，一片掉落的槐树叶子上也许藏着红蜘蛛的“蛛丝马迹”。发亮的叶片，变暗、发黄的树冠，任何异常都逃不过他们的“火眼金睛”。有时他们还会从昆明湖的游船上远眺万寿山，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，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，在他们眼中是棵棵分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