植保班工作人员在回收黑光灯内的收集袋。受访者供图

虫子的习性也能为人所用。有的虫子会在遇到危险时假死，人一震动树干，它们就会僵直身体，从树上啪塔啪塔掉进草丛。在夏天捉天牛则像回到了小时候，职工们会比谁捉得多，拿着手电筒用竹竿把天牛敲下来。

随天气而动的方法也是老职工们传下来的。风大防控效果差，他们会在日落前后、风最小的时候打；风的方向也有讲究，北风打山南，南风打山北。他们从家出门就穿着工作服，天气直接决定他们上班要从哪个门进：如果风大，就要从西边看看西堤的柳树有没有倒伏；如果碰上雨雪天气，就要从东门到长廊、仁寿殿这些主要景区，看植物的病害传染情况。

植物保护专业是公认的“不赚钱”，有人毕业后去卖房子，有人回家当地方公务员，卖农药已经算是留在行业内。毕业时，导师挺支持王爽去颐和园，“至少还能够发挥专业知识”。

虽然老职工的贡献被时间的流逝所掩盖，但他们丝毫不在意，甚至乐在其中。魏宝洪曾设计出一款泥环，用很低的成本防止草履蚧上树，各个公园都在用，但他从没想过申请专利，“你干吗要申请专利，申请了别人反而用不到，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用上吗？”

做标本也是熟悉虫子的方法，“捉虫人”王爽其实怕虫，原来看到毛毛虫都会尖叫。第一次做斑衣蜡蝉的标本，她逼着自己不戴手套把虫子的翅膀展开，一边起鸡皮疙瘩一边把钉子摁进虫子的身体。做多了，她逐渐对虫子“免疫”，开始徒手抓虫，就算手上被蜇出一串小泡也面不改色，掏出风油精抹一抹就行。

植保班的办公室卧在靠近北如意门的小院里，瓦房旁边的大柳树年近半百，屋里还留存着上个世纪的气息。相比于墙上的旧挂历、吱呀响的木门和嵌在窗户里的老电扇，电脑倒像是穿越过来的。

她提到明末园林专家计成在《园治》中的一句话，“雕栋飞楹构易，荫槐挺玉成难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盖房子画个画，描一个精美的梁柱，很容易，也不用成百上千的等待；一棵像碧玉一样的古树却是很难得的，几百年才这么标致，靠天吃饭。王爽说，“你哪怕学了博士，也可能没有办法挽救一棵树的命运。”

在这些老职工眼中，最重要的事儿是“不能给人挑出毛病”。干得久了，清洗沾了油的玻璃时从哪个方向冲水、哪个方向擦干都有讲究。他们对工具的熟悉程度就像身体的一部分，机器上掉一根螺丝钉都知道在哪里找到，擦机器的棉丝黑了也不舍得扔。

观察已经成为习惯，他们平时没事就喜欢抬头看树，不止一次“钱包硌脚了都不知道”。有次经秀勇和同事去天坛培训，因为太过专注，钱一卷一卷从同事的兜里掉出来，又被走在后面的经秀勇踩着过去，两人都没感觉。

植保班每年春季最忙碌，杨树下的草履蚧最早出蛰，随着温度升高从土中钻出往树上爬。三四月份，藏在松柏树上的蚜虫开始苏醒，忙着分泌蜜露，淌出一地黏液。到了盛夏他们也不得闲，这时叶子长得茂密，吃叶子的甲虫、蛾子开始蠢蠢欲动。冬天因为天气太冷、喷洒液体容易结冰，他们一般去地里挖虫蛹，为第二年的防治减轻工作量。有时还要做树木普查，因为这时没有枝叶遮挡，他们更容易发现树干上是否有虫洞、树体是否平衡。

在每年惊蛰前后，大量的摇蚊从水中飞出，有游客声称“颐和园出现大量不明飞行物”。即便被告知摇蚊是“素食主义”，对人无害，有些游客还是对这团密密麻麻、侵占人类领地的生物充满厌恶。

植保班的人们并非对虫子“恨之入骨”，经秀勇总用“捣乱”“闹脾气”形容虫子，“每个虫子都有可爱的地方”，比如公园里常见的“吊死鬼”槐尺蠖，前后有足，中间是空的，爬行时总要把身体拱起来，“有点像玉带桥”。

2006年，园中第一次发现美国白蛾，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、速度快，一只能产几百个卵，两天就能吃秃一棵树。37岁的植保班班长经秀勇记得，那段时间他们中午饭都要在树下吃，连续一周忙到晚上10点半，一共用了375辆药罐车，有人梦里都是这种浑身长满白刺的毛毛虫。

植保班会在发现树木的求救信号后使出浑身解数，和害虫“斗智斗勇”。身上有两条黑色条纹的双条杉天牛喜欢藏在柏树的树干里，为了引诱它们出来，职工会在树旁放置新鲜的柏木段释放气味。如果这招行不通，就释放肿腿蜂，让它们也钻进树中、寄生到天牛幼虫身体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