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爽、经秀勇的师傅魏宝洪从1985年就在颐和园从事病虫害防治，那时候打药还是坐在晃晃悠悠的手扶拖拉机上。师傅的师傅做的工作更基础，三年困难时期后，曾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背着果树苗去园子西边开荒，腰间系一根绳，累了就啃两口馒头。

由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植物病理，王爽开始带着同事们做海棠枝干病害相关的科研项目，从早期切断感染。碰见其他实力更强的研究团队对相关话题感兴趣，她也会主动联系、提供研究材料，“总要有人做”，她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把眼前月季上枯萎的枝条折断。

刚来时，王爽发现同事几乎都是本地人，王爽来自河南南阳，心中憋着股劲，“要证明自己不是来混一个户口、混一个工作机会，要把自己立起来。”

不像园区队那样直接暴露在游客面前，更多时候，他们的工作“全靠自觉”。王爽说，“我们没有打卡这种硬性要求，虫害也可以说成是自然灾害，但你心里知道这都是你的工作。”

在颐和园工作过的人总会对这里念念不忘。植保班的老职工退休后，还会在上班时间来园子里转一圈，把看到的问题告诉年轻人们。那位明年就退休的老职工小时候就住在颐和园隔壁，去上学时会先翻进颐和园，再从大门跑出去。他怀念着年轻时一角钱一张的门票，以及急活儿来时大家抢着冲出去的热闹劲。

270余年后，这座现存最完好的古?代皇家园林成为普通市民的“后花园”，园艺队里的植物保护班肩负起“找虫子麻烦”的工作。他们要有鹰的眼睛、侦探的推理能力和猎豹的行动速度，才能让园子里的植物每天以最佳状态迎接游客。

除了要跟树沟通，植保班的人们还要会和人沟通。在园艺绿化方面，植物保护班接到的投诉最是丰富。游客看到树上爬的蚂蚁多了要投诉，被马蜂蜇了要投诉，作业车开快了要投诉，风把药沫吹到身上更要投诉。

“颐和园有自己的时钟”，王爽和同事的日常工作不会有剧烈的革新或变化，“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它原来的样子。树的寿命比人长，你只能短暂地陪伴他们一段时间，然后年轻的同志继续接替我们。”颐和园有1600多棵古树，有时盯着根深叶茂的古树，王爽就会生出一种敬畏，感觉自己没有秘密。

一只虫子想要在颐和园里藏身太过简单：这里光乔木和灌木就有6万多株，山上的树连着山下的、门里的树连着门外的，阳光很难从叶子的缝隙漏到地上。相比慈禧太后，虫子是这片领地更早的统治者。

为了早些记住识别植物和昆虫的窍门，跟老职工转园子时王爽会随身携带小本子记录。各个班组发现病虫害都会打电话到植保班，她抢着接电话，接完就跑去实地看情况。她的师傅记得，只用了一年多，她就把园子里的树木和害虫种类摸得“门儿清”。

从选择植物保护专业开始，王爽就知道这是件久久为功的事儿，很多害虫生长周期长、一年无法见到所有的虫态，“我们这个工作坚持一年、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，是要10年、20年、30年甚至更长。”读博士和来颐和园对于王爽来说就像是球传到眼前，“正好轮到我接了”。

他们是守护植物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这个团队有从园子里老军工厂转业的工人，也有985高校毕业的博士，他们既要跟“出生就当妈妈，7天就当姥姥”的蚜虫赛跑，也要应付捅马蜂窝、赶蚂蚁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一代代人把自己放在这座活古董的运行齿轮里，守着1600多棵古树和遍地绿植。

颐和园光蚜虫就至少30多种，想要了解全园的植物和害虫，即便对博士来说也并不容易。2008年，28岁的博士王爽跳出实验室，落进沾着泥土的颐和园园艺队植保班。而同属园艺队的新人里，一些北京园林学校的中专生才18岁，生产实践经验已经很丰富。

在很多方面，植保班还延续着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传统防治方式。“颐和园是一个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的园区”，和其他公园不同，颐和园山、桥数量多，道路狭窄曲折，无法使用大型机械，“别的公园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，我们要好几天。”

王爽觉得在城市中做植物保护是件困难事儿，“城市园林是更脆弱的生态系统”。热辐射、尾气排放、全球化等人类活动会影响动植物的习性，防治措施反过来也可能影响人类生活体验。由于气候变化、人类活动频繁等原因，之前只在南方出现的松材线虫病近年也逐渐突破温度限制，成为北方的松林潜在的威胁。
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
慢慢地，坚守的理由从“争口气”变成了“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每年气候不同，每年都会发现新的虫子，她从没想过离开，“树还有新变化，虫子还没认全，怎么能走呢？就像兔子挖萝卜，挖一点就放弃去挖下个地方，那你永远都挖不到。”现在因为工作之便，总能在园子里重逢五湖四海的同学，她觉得挺满足。